配合《最激之手》的宣傳,製片商同時出了一份《最激之手號外》。首頁寫道:「各區域之教會、弟兄姊妹們,大家務必要一反基督徒慢熱的慣性,開畫入座率令院商不滿意,後加入的戲院便可能率先退出,改為放映其他不可能榮耀神的一般俗世影片。而福音電影也難以再在前線發熱發光。」 有影評人已指,首週票房要超逾一百四十萬的目標,連名導演執導、名演員演出的商業電影也不能達到;筆者無意討論這票房數字的實際性,但關心的是這段文字背後對電影的看法。 美國有個基督徒藝術家Franky Schaeffer,其著作Addicted To Mediocrity批評在現代基督教世界、福音派的圈子裡,「平庸」是形容藝術和文化成就最貼切的字眼。 他將基督教藝術創意的貧乏歸咎於兩大原因。其中一個是來自十九至二十世紀在新教圈子裡興起的靈俗二分法──將屬靈事情跟生命其他事物劃分,於是出現屬靈等級制度(hierarchy of spirituality)。這不合聖經教導的屬靈觀,以為做牧師比做畫家屬靈,上教會比上戲院屬靈。這一方面令有藝術恩賜的基督徒得不到肯定,另方面亦阻礙信徒建立欣賞藝術的鑑賞力。 最剝奪基督徒自由的框框,是將藝術分為「屬靈」和「屬世」。這是天父世界,沒分「屬靈」和「屬世」;一切真誠的藝術都是在描述這個世界。因此,藝術也沒分「屬靈」和「屬世」,只有分為優秀的和差勁的。電影這現代藝術也只有好壞之分,並沒有所謂「福音片」和「俗世片」。 甚麼才叫做一套榮耀神的電影呢?如果神的榮耀是指祂啟示祂的本體和本質向人顯現,一套沒有明顯提到罪、人和上帝的「俗世影片」便呈現不到人類對救贖的需要嗎? 在一本用神學角度討論傳播工作的書裡,一位叫波伊得的學者說:「一個有創造力的人可能只是單純地寫作一個關於人與物的電影劇本;也根本沒有體會到基督教的概念。事實上,他可能在否定上帝的存在,但是他所完成的作品令我們有更大的興趣,因為他在不知不覺中在處理有關上帝、人、罪、道成肉身及救贖的問題。」換言之,一套電影如能真實地反映人類的處境,如果能看透疏遠了上帝的人的靈魂,就一定具有一種含蓄的宗教意識。 作者用「消極的見證」來形容這些可看出基督教教義的電影。他跟著寫道:「消極的見證是間接地說出來,其中有一種含蓄的基督教意義有待發掘。並且我們需要以基督教的辨識力作工具來做這種工作;而這將我們帶到神學的門前。這也是將大多數普通男女帶到神學之門最具挑戰性的途徑。許多小說、影片、雜誌故事、文章、新聞報道,電視及廣播節目都以一種戲劇性及逼人的方法,關懷著我們人類的真正處境,及人在今日生活中所感的危機。」 所以類似《最激之手》這類電影,只可稱為「積極的見證」。積極的見證跟消極的見證在價值上沒分高低,反而作者說:「我們普通都以消極的見證來處理大眾媒介,而不是積極的見證。」 筆者覺得,如果我們能在真理上站立得穩,如果基督徒的生命對我們來說真的是釋放得自由的經驗,這些消極見證基督教的「俗世」影片可能更能幫助我們了解未信者的生活狀況,使我們更看到他們(甚至我們)心靈裡不能被滿足的東西,因而更體會耶穌說唯有祂才是唯一拯救的真理,從而有更大慾望去傳福音。如此說來,若然教會和信徒能有效回答這些影片提出的問題,所謂「俗世」電影可能更能榮耀神。 最後,筆者談一談對電影的看法。《最激之手》的拍攝手法純熟,節奏控制恰到好處。但電影並未處理寬恕的主題對由楊可琪飾演的古惑女的意義。電影似乎在說,一個人的生命得救贖,另一個人便要犧牲。戲裡面的基督徒,都是那些面目模糊的角色。徐子琪演一個「撬牆腳」而毫無掙扎的社工,陳豪演的古惑仔悔改的經過沒有交代清楚,至於廖啟智演的父親,筆者很難接受一個男人可以在閒談間說:「寬恕是生命的藝術,希望由愛開始。」這種口號式的對白(現實中多被看作神經漢)。片中最脆弱亦塑造得最好的角色是被拋棄的「飛女」,可惜她卻悲劇性地自殺了。耶穌的犧牲間接帶來一個人的滅亡,這真是一大諷刺。 (原載於《時代論壇》第七四三期,二OO一年十一月廿五日) |